以“德”享天下
况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唯有德者能享之。
亚圣孟子说：“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畔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”此处所为的“道”，与《烧饼歌》中明太祖朱元璋“况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唯有德者能享之”中的“德”异曲同工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它们都是对古代君王提出的道德上的要求。
回溯到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多难之秋。当周王朝与诸侯之间再难以维持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同时，国家陷入了纷争。群雄并起，诸侯分立，割据一方，互相吞并，途有饿殍、哀鸿遍野的场景如在眼前。在这个缺乏指导性思想的年代，孔子的儒家学派脱颖而出，他所建立的伦理道德中的“礼”，包括孝、慈、恭、顺、敬、和、仁、义等。“仁”，位居孔子思想的核心地位。《论语·颜渊》曾有一段：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爱人。”所谓“仁者爱人”即出于此处。“仁”是一种同情友爱之心。
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，并将其衍生为“仁政”。在人心慌乱的年代，它能很好地缝合人与人、统治者和百姓心理的裂缝，更能赢得百姓们的信赖。它在秦朝没有实现，但是历史证明，暴政和过于苛刻的法治会引来巨大的民怨，秦朝注定“短命”。而汉朝的兴起以及三百年长期统治，与其重拾儒家的“仁爱”思想是密不可分的。这处思想使得汉朝开国几位君主广施善政，到了汉武帝时期，更甚至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正因为有了儒家思想的辅政作用，汉王朝才得以从秦朝暴政留下的社会阴霾中得以复苏和兴盛。
于是，汉朝之后儒家大行其道，而孟子民为贵、君为轻的“民本思想”则得到了更多的肯定。唐太宗李世民清楚地知道只有让百姓富裕，自己才能坐拥江山。所以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，让唐初的乱世成为了治世。而他所说的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便是源于孟子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。
到了明朝，朱元璋一如他在《烧饼歌》中对刘伯温所说，以“德”享天下。他的“民本思想”较之孟子早先提出的更甚，不是因为他有孟子那种思想高度，而是他的农民出身让他深刻地意识到“百姓足而后国富，百姓逸而后国安。”所以，他致力于打击贪官污吏、保证民生。
正是基于这些深明“民本思想”的君王的努力，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盛世，百姓于治乱交替间，也过上了难得的安居乐业的日子。与此同时，儒家“居安思危”的忧患意识，又时刻提醒着君王不可有丝毫的懈怠。
子曰：“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亡，治而不忘乱。”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早已有之，传承长达数千年之久，几乎已经成了传统文化的一种风骨，而历史也给了我们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最好的印证。
战国时期，秦对山东六国构成了生存威胁，六国才有联合抗击，等到山东诸国彼此对抗进，却引来秦的兼并。西汉初休养生息，汉武帝忧匈奴之患而远征，终使江山直至西北大漠，还派去张骞开辟了西域商贸之路。唐朝初期，李世民南征北战，周边诸国俯首称臣，而中期为避游牧民族的骚扰而南徙，引起安史之乱，最后演变为五代十国。北宋的苟安政策使得辽和金、西夏直指中原，骑到头上而不知反抗，最后一国之君被掳。南宋不识虎狼之敌，妄图联合蒙古灭金，却使北方的屏障落入蒙古之手，半壁江上岌岌可危。清前期泱泱大国，何惧之有，南征北战，无人能敌；清后期大国心态过于自信，自以为最强而不吸收任何外来的知识，终在闭关锁国中灭亡。
所以，在孟子看来：自古失国之主、亡国之君，皆为居安忘危，处治忘乱，所以不能长治久安。纵观中国历史上，曾经的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开元盛世”、“康乾盛世”等繁荣美好时期，但接下来却常伴危机、衰退、灾难以至朝代的覆灭。
如此天差地别的变化，虽不能完全归咎于统治者个人因素，但也与他和那些本应努力经营国家的臣子陶醉于一时的繁荣稳定，贪图享乐，不思进取相关。于是乎，古人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下了以下结论：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……祸患常积于忽微，智勇多困于所溺。”
古人言之凿凿，几千年来上至《周易》，下至近代图强人士，皆忧患之诗词挂于嘴边，无外乎在灾变之际言图强。孟子曾说：“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，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，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，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，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，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。”承担大任者必然要多苦多愁来磨难，才能变为强者，而忧患意识正有“力求克服重重苦难，理想可以实现”的含义。
仁爱与忧患，无疑是儒家对君王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，唯有秉持此两点者方能称之为“有德者”，也才有享有天下的可能。相应地，为保证国之长治久安，儒家也对君王之外的其他人提出了“忠义”的要求。
古代的人一直有一种观念：孝始于事亲，忠始于报国，移孝以作忠，即显亲以全孝，此谓之大孝。浅白的意思就是小孝孝亲，大孝孝国，孝顺和爱国是一脉相承的，即家国同构观念。而这种观念，恰恰是儒家学派为后人确立的爱国思想源头。孔子的仁爱思想中心乃是“孝”，继而由对父母的“孝”发展到对国家的“忠”，忠君爱国的思想也就由此生发了。
而“义”是儒家思想中伦理道德之一，古已有之。孟子以一个有趣的比喻讲“义”：“鱼，我所欲也，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，义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身而取义者也。”按人的生存本能来说，保命是第一位的，但是中国古代却有很多人选择舍生取义。
当楚国面临衰败及被秦国蚕食的局面，屈原欲以改革力挽狂澜，却不幸被小人算计，流放至汨罗江畔。他所作的每一首辞，几乎都以“恐”、“伤”、“哀”等字眼表达忧愤之情。结果终不出他所料，楚国灭了，他唯有投江以辞天下。
文天祥在蒙古的威逼利诱，直接跟对方前来谈判的人说：你杀了我吧。一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身陷敌营后对自身命运的毫不犹豫的抉择，其中蕴含了多少悲壮激昂的力量和底气。宋亡之后，亡国之臣陆秀夫背着小皇帝，宁肯投海自尽，绝不为亡国之臣，此等风骨，又是舍生取义的一重天。
辗转几千年，古代的中国便在君王的仁爱、忧患和臣下的忠义间，延续“家天下”的传统。君王无德时，依靠臣下之德来支撑；臣下无德时，依靠君王来训诫。君王与臣下，就在历史的博弈间互相纠缠不休，长此以往，甚至遗忘了初时儒家“有德者得天下，失德者失天下”之说，双双被困于王朝的囚笼之中无法自拔。
直到朝代更替的序幕彻底地落下，人们才蓦然发现，原来所谓仁爱、忧患和忠义皆是“德”，且本不应分属于不同的群体。《五行》中曾有一句话说：“善，人道也；德，天道也。”德，就是每个人的天道，理应延续。至于“有德者居之”的天下，原就是属于天下人的，根本无需为其寻找“享”者。
